汪东兴揭秘林彪为什么想当主席？

从1970年春天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林彪，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妄图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

1970年8月18日午后两点，我有幸伴随毛主席乘坐专列，自杭州出发，驶向江西庐山，为的是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次日，即19日，我们抵达了九江市。随即，当天下午，我们转乘汽车，攀上了庐山。自19日至21日的三日内，毛主席在此专心致志于阅读与休憩。

毛泽东与汪东兴

自19日起，我便全身心投入到庐山筹备九届二中全会的紧张工作中。8月22日午后二时，庐山三处毛主席的办公室内，举行了一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元帅、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同志以及康生同志均出席了此次会议。我有幸作为列席人员，并承担了记录工作的职责。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九届二中全会的具体议程进行审议并确定。

第九届二中全会原定安排两项议程：首先，是对即将提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新宪法草案进行深入讨论与修订；其次，则是审查国民经济的年度规划。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期间，毛主席提出增补一项新议题，即对当前形势进行深入探讨。

“关于宪法修改的议题，经久不息地被热议，宪法委员会亦已召开了它的首次会议。此刻，全国范围内，人们对宪法修订草案的讨论正热烈进行。”毛

主席强调：“请各位先行审阅宪法修改草案。不过，大家普遍关心的焦点，无疑是当前面临的形势问题。”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均对毛主席的提议表示一致赞同，并提议由毛主席亲自对形势相关的议题进行讲解。

“那么，请两位携手商议，务必妥善处理这一事件。”

周总理紧接着对计划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强调：“自本年度计划会议召开至今，成效斐然。在短短的五个月间，我国全国范围内的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热情也显著增强。”毛主席接着补充道：“虽然我们对于此次权力下放（即中央将部分管理经济、企业以及财政、物权、投资等权力下放至地方——作者注）有所提及，但地方对此内涵的理解尚未全面，相关交代亦不够清晰。幸运的是，此次计划会议已经对此进行了详尽的阐释。”

周总理继续阐述：“各省市自治区不仅农业充满活力，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工业的发展势头同样令人瞩目。今年计划的执行进度与既定预期相差甚微，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年里，经济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周总理着重指出，到1970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已基本达到了“三五”计划所设定的各项目标。

毛主席曾言：“自解放以来，我国成功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统一，随之而来的是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的难题。尽管在解放之前亦存在此类现象，然而我们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在蒋介石统治时期，煤是否南运、粮是否北调，我们均不得而知。显而易见，这一问题亟需逐步加以解决。如今，南方地区已发现大量煤矿资源，而北方粮食生产亦正逐步实现自给自足。”

周总理曾言：“人民生活已显著改观，此等积极的变迁，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广泛播扬。正因毛泽东思想的深入人心，方使得生产技艺与宝贵经验得以普遍传扬。”

康生续言道：“每逢毛主席的思想深入人心，那些地方的工作与生产必定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此等现象，并无例外。”毛主席听后，轻轻摇了摇头，对这一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

毛主席曾指出：“核心问题在于我们应当信任哪一方。有人倾向于依赖专家来打理工厂。在工业发展的领域，我坚信应当倚重专家、科学家，甚至包括外籍专家。但在此之外，工人阶级的力量同样不容忽视。”

毛主席深刻指出，在推进工业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既要充分利用专业人才的力量，这其中包括外籍专家，同时亦需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体作用。林彪紧接着补充道：“关键在于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此外，亦需密切关注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相关事宜。”

康生指出：“显而易见，部分县市，甚至个别省份与城市，或许不可避免地需要召开党代会议。”

毛主席曾明确指出：“党代会的召开，应当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亦或是采纳自上而下的路径。”对此，康生回应道：“这两种方式均具备可行性。”

周总理深入剖析道：“来年九月，恰逢九大召开两周年的重要节点，各省、市、自治区将陆续举行党代表大会。在我看来，此事具备基本可行性。”

毛泽东询问：“目前各地区整党工作是否已全面铺开？在实施‘淘汰老旧’方面，是否认为还需进一步强化？蒋南翔这样的干部是否应当继续留任？”

所谓的“挂故”，实则是指那些尚未得到妥善处理的党员干部，他们目前正处于一种暂时的闲置状态。（注：1968年，毛泽东主席在探讨整党工作时，提出了“吐故纳新”的重要理念。“挂故”一语，系用来描绘那些当时正面临处分或是处于观望状态的党员干部。）

毛泽东指出：“对于悬挂的问题，各方意见不一，但我不禁留意到，现实中众人的反馈同样值得关注。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将目光聚焦于教育。”周恩来总理补充说：“有些同志长期从事挂职工作，在我看来，深入基层，与群众并肩劳作，方为上策。”

今日，大会的日程安排已顺利敲定，会议亦随之迎来了圆满的落幕。

8月22日晚上8点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期开幕。与会人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各区域的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同志依次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针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所进行的深入探讨以及形成的具体意见。

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些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这时，江青打断周总理的话，说农业生产没有下降。周总理说：我讲的是工业。

谈及南粮北调与北煤南运这一关键议题，周总理正色而谈时，康生随即插言道：“回顾那段日本侵华的岁月，南北交通一度中断，至于当时我们如何应对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挑战，我们的认识尚显浅薄。”随后，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三位领导分别对常委会的讨论要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在他们发言告一段落之后，我便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补充说明。

1970年8月23日午后3点，庐山礼堂隆重举办了第九届二中全会。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齐聚礼堂内一间私密会议室。毛泽东主席询问周恩来总理和康生：“谁先发表观点？”话音刚落，林彪便提出：“我有几点想法需要提出。”（根据毛泽东8月31日所撰《我的一点意见》的内容分析，尽管标题为“一点意见”，实则似乎是对林彪“讲点意见”这一行为的回应——注）

林彪提议发表演讲，周总理与康生立刻回应：“那么，请林先生先行。”至于林彪将要阐述哪些观点，大多数常委在事前一无所知。在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过程中，林彪并未透露半点风声。毛主席环视四周，目光最终锁定在林彪身上，于是他指示道：“那么，就由你们三位先发表意见吧！”话音未落，会议的铃声突然响起，常委们迅速步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会议，随后周总理宣布了会议议程。作为首位发言人，林彪开始了他的演讲。

林彪一开头说：

“昨日下午，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常委会，并对会议进行了详尽的指导。近期，主席对宪法修订与人代会的筹备工作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正是主席提出了宪法修正案及人代会召开的相关议题。我认为，此举不仅必要，而且时机恰到好处。在国内外形势普遍向好的大背景下，召开人代会并修订宪法，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还将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抵御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简短的寒暄之后，林彪立刻切入正题。他开口说道：

在细致探讨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我深刻领悟到，草案中明确肯定了毛主席作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崇高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这一论断至关重要，其意义不容小觑。……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堪称我们取得辉煌胜利的核心所在。……这一领导地位，已经赢得了国内外绝大多数人的广泛认可，唯有那些顽固的反革命势力除外。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前进或止步、胜利或挫折，无不直接关联到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否稳固。

他强调说：

“我们怀着崇敬之心，将毛主席尊称为天才，这一信念在我心中始终坚定不移。……在最近的宪法修订中，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得以明文规定，毛泽东思想亦被正式确立为行动的准则。这一变化对我而言极具吸引力，我坚信其意义非凡。”

林彪情绪激昂地阐述了他的众多观点，整个演讲过程竟然持续了长达一个半小时。显而易见，他对这些见解早已烂熟于心。在演讲过程中，他紧握着讲稿，但他的言辞并未对形势进行深入剖析，也未提出任何创新性的问题。尽管台下的掌声接连不断，我却敏锐地察觉到，台上的毛主席脸上逐渐流露出了烦躁的神色，不悦之情显而易见。

“各位，请发表你们的看法。”周总理立刻回应道，“计划的相关资料和材料早已准备就绪，无需我再一一详述。”康生紧接着附和：“宪法的解释文件各位都已领取，我也就不必赘述了。”言罢，毛主席随即宣布会议结束。

随着夜色渐浓，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此次会议，与会者包括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地区的召集人。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指导各组对宪法和规划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会议进行中，吴法宪特别指出林副主席发言的分量，并建议与会者仔细研读，同时提议再次播放林副主席的讲话录音。这一提议迅速赢得了与会人员的广泛认同。面对此情此景，周总理顺应众人的意愿，决定次日清晨安排代表们收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并在当日下午对林彪的讲话进行深入的讨论。

8月24日的清晨，曙光初露，正午时分，八点钟整，庐山礼堂内，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与会者均已齐聚一堂。大家一同聆听林彪同志的讲话录音。此次会议的主持大任，由我肩负，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也亲临现场予以指导。录音播放了两遍，直至午前十一点半，会议才徐徐落幕。

随着录音的播放，提议将林彪的发言稿分发给在场的每位同志，立刻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无疑表明了大家对这一提议的普遍支持。周总理随即便指示我向毛主席汇报相关情况。会议临近尾声，我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会议进展。毛主席回应道：“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印发，我也无异议，你就按照这个安排去执行吧！”他还不忘特别叮嘱：“在分发讲话稿之前，务必让林彪进行严格的审阅。”

我立刻拨通了电话，将毛主席的指示迅速转达给了周总理。总理随即作出指示：“务必迅速处理，先行印发草稿，提交常委会审阅。”我随即派遣王良恩前往林彪处取回讲话稿，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任务；25日，我又再次派遣他前去，但依旧未能如我所愿。而在24日上午，会议即将结束之际，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将一份文件交给我，并严肃叮嘱：“请务必复印此文件五份。”

恩格斯对马克思推崇备至，赞誉他为一位无与伦比的天才。“这部著作，无疑是天才的瑰宝，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在卡尔·马克思的巨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亲自操笔，为该书的德文第三版倾心撰写了序言。该序言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二百二十一卷中。

列宁赞誉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在浏览这些评论时，你仿佛置身于现场，宛如亲身聆听到那位杰出思想家的真知灼见。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一文中，列宁在其《列宁选集》的第一卷第769页，生动地再现了这一场景。

2．“马克思之所以成就斐然，其核心在于他对人类先进思想领域内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邃的剖析与精确的阐释。” ——引自《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收录于《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 马克思的非凡之处，在于他首次精准地提炼出全球历史发展的核心观点，并始终如一地秉持并宣扬这一理论。这一观点，正是广为人知的阶级斗争理论。

《探寻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渊源与核心构成》——《列宁全集》第二卷，第382页

4. 在《预言》一文中，列宁对恩格斯对即将爆发的世界战争的深刻洞察表示了由衷的赞叹：“此乃非凡的先见之明！”相关内容详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在现今社会，若无至少十位才华横溢、历经严格考验、接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且擅长团队合作的领导者，各个社会阶层恐怕难以维持稳定的斗争态势。《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构建起他们理论的高楼，不仅在于他们具备卓越的智慧，更在于他们亲自融入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汹涌浪潮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64页“实践论”

8月24日的午后，各小组围绕林彪的讲话展开了热烈的深入探讨。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各自的小组中争相发表意见，出奇地一致地引用了同一则语录，严格遵守了事先约定的统一口径，这一举动迅速点燃了讨论的热情。下午3时，陈伯达踏入华北组的讨论现场。正当他步入会场之际，一位同志正慷慨陈词，阐述自己的观点。主持人立刻打断了他的发言，示意陈伯达优先表达自己的见解。

陈伯达说：

我坚决支持林副主席昨日发表的言辞犀利、分量十足的演讲。在演讲中，林副主席着重指出，本次宪法修订明确将毛主席尊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同时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举措意义深远，其重要性显而易见。该条款的加入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与激烈的争论，无疑是对我们斗争成果的有力证明……

竟有胆量妄加评断，有人宣称：“毛泽东同志才智非凡，独创性地、全面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坚定地捍卫，更将其推进至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此类言论，堪称讽刺之至。……更有少数人，假借毛主席谦逊的形象，试图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更有甚者，宣扬天才的缺席，却自诩为天才。须知，恩格斯曾多次高度赞誉马克思为杰出的天才，其作品亦被尊为天才的杰作。

“听闻毛主席卸任国家主席的消息，部分反动势力竟显露出得意之态，兴奋之情不由自主地流露于他们的举止之间。””

在那个时刻，我也投身于华北组的讨论热潮之中。陈伯达以其独特的福建口音阐述观点，旁人往往难以捉摸其深意，唯有那些熟悉他乡音的同志才能为其精准释义。当谈及“欢喜得跳了起来”这一场景时，他的情绪更是高涨，手舞足蹈，将那幅画面生动而形象地呈现出来。

叶群在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明确指出：“林彪同志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显露无疑，他高度赞誉毛主席为最伟大的天才。林彪同志坚信毛主席的才智远胜于马克思和列宁。这种评价岂能轻易忽视？我坚决抵制这种说法的抹去，即便在生死关头，我也绝不会撤销我的立场！”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在中南组的探讨中，李作鹏直言不讳地表示：“林副主席在传播毛泽东思想方面，功绩显赫，党章对此已有公允的评价。遗憾的是，仍有少数人于宪法之巅提出了相异意见。此现象已引发党内不良倾向，其根源在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抵触，以及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猜疑。这种风气绝不能任其扩散。有人正企图将此风潮推波助澜。”

西北组发言人邱会作郑重指出：“林副主席曾对毛主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尊称其为‘天才’，并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继承、捍卫与推进。在本次发言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坚定立场。在文化大革命取得辉煌胜利、二中全会顺利召开之际，提出这一议题，显然是为了回应部分人的不同看法。有人将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讽刺，这实际上是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不公正指责。”

即便身处熙攘的京城，黄永胜对一场与众不同的书面演说亦倾注了细致周到的准备。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其激情澎湃，瞬间点燃了众多对真相仍存疑虑者的热情。随着陈伯达的讲话渐渐落幕，其他同志也纷纷各抒己见，一致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重要职位，并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表达了由衷的期待。

于会议议程之中，我亦畅谈了自己的观点。遗憾的是，当时我未能洞察陈伯达的隐蔽图谋，因此在发言之际，我公开发表了对林彪同志讲话的赞同之情，并明确表态：“当中央办公厅机关与八三四一部队围绕宪法修订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之时，众人均怀揣着热切的期盼，期盼毛主席荣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则执掌国家副主席之位。我亦坚定主张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节。此举不仅反映了中央办公厅机关的共同心声，也迎合了八三四一部队的广泛愿望，更是我内心深处强烈的呼唤。”

险恶用心

那时，我的心情同样激昂，以至于未能察觉到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在宪法中取消国家主席一职的建议。实际上，我对毛主席关于不设立国家主席职位的相关指示有着深刻的理解，其中不少指示更是由我亲自负责传达。

当时，我未能洞察林彪、陈伯达等人力推设立国家主席的隐蔽图谋。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每当触及陈伯达的观点，我便情绪激动，未能深刻领悟毛主席在修订宪法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深远意义，更未周全考虑自己的身份地位，便轻率地发表了失当之词。

24日晚间，各小组的发言记录均已悉数上交。我逐一对这些记录进行了仔细审阅，注意到几位同事在发言过程中，竟然不约而同地引用了陈伯达先生委托我分发给常委会成员的语录。

我立刻拨通了电话，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并就陈伯达所提出的语录打印本尚未发放的问题进行了咨询。周总理在电话中坚定地指示：“这些语录不得发放，必须立刻予以封存。”我随即对陈伯达所提供的语录打印原稿以及已制作完成的20份语录进行了妥善的保管与处理。

自24日起，众多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分别代表各自的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联名向毛主席和林彪元帅致信，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表示了坚定不移的支持和由衷的拥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一些同志不幸受到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各小组散播的煽动性言论的影响，不幸陷入了误导的漩涡。

25日拂晓，第六次全会的官方简报——即华北组所推出的第二份简报——已正式对外发布。尽管该简报对陈伯达的讲话内容有所裁剪，却将其他与会者的言论与我的言辞混杂，导致大量以我名义发表的言论充斥于各大媒体。

由于未对那份简报进行事先审查，其公布后引发了严重负面效应。午餐时，毛主席派人紧急通知我立即前去，我匆匆用完餐后立刻动身。毛主席询问：“你审读过那份六号简报了吗？”我答道：“正开始看。”实则，我在前往见面地点的途中匆匆翻阅了简报。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令他们欢欣，便已足够。”我紧接着补充道：“正当国民就宪法修订的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时，大家对于您继续担任国家主席一职的意愿，均表达了由衷的赞同。”

“若我未能继续担任国家主席，这便意味着我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了吗？您提及的民众支持，难道在我离职之后便会随之消失？难道我将失去继续作为人民代表的权利？”

聆听毛主席的这些教诲，我心中不禁沉重起来，深刻体会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与责任，不敢有丝毫懈怠，以不负他对我寄予的厚望与深切信任。随着交谈的结束，时间已至午后两点。毛主席立刻发布命令，命我即刻通知政治局常委与全体委员，务必在三点整准时抵达牯岭毛主席的办公地点，召开一场紧急会议。

我已将消息分别告知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余政治局委员的通报工作则由中央办公厅全权负责处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相继抵达后，毛主席与他们逐一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此外，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于庭院之内，毛主席与许世友将军展开了一段温馨的对话。握手间，毛主席关切地低语：“我的手感觉有点凉呢，你觉不觉得？”许世友将军点头回应：“确实，有些凉意。”毛主席感慨道：“若能再加寿数，那该是多美妙的事啊！或许还能有幸继续担任国家主席。”

在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流后，他郑重地向在场各位政治局委员宣告：“经常委会慎重审议，我们认为小组讨论的议题与全会既定三项议程存在冲突，故作出决议，撤销六号简报。”当夜，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各大组召集人的紧急会议，并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策。

8月26日，各小组接到了暂停召开会议的通知。在此期间，叶群与李作鹏同属中南小组，吴法宪留守于西南小组，邱会作则被分配至西北小组。他们迅速展开行动，开始收回各自的发言记录，即便是已经完成的简报亦不得外传。叶群未经许可擅自闯入简报组，将她在中南小组所发表的讲话记录文稿予以销毁。

邱会作亦需上交其记录，其中已剔除了他发言的相关内容。黄永胜虽未至庐山，却已敏锐地察觉到“形势”不容乐观，遂毅然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当这些信息由各小组逐级上报时，我即刻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详尽的汇报。

为何不做第一个自我反省者？

8月27日，我郑重提交了首份书面悔过书，针对曾提出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我深感，此举不仅与毛主席的谆谆教诲背道而驰，更对毛主席精心部署的宏伟战略布局造成了干扰，与政治局会议的决策亦不相符。此等行为显然暴露出我在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

痛心不已，我郑重誓言，将从此次经历中汲取深刻教训。我将勤奋研读毛泽东思想，严谨遵循毛主席的教诲，坚守谦虚谨慎的品德，摒弃骄傲自满的心态，不断锤炼自己的思想境界。同时，我将以坚如磐石的信念，全力以赴贯彻毛主席在“九大”上提出的方针——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共同追求更加辉煌的胜利！

初涉自省之道，我的思考尚显稚嫩，对事物的认识也仅停留在表面。对于诸多现象背后的深层本质，我尚未能形成独到的见解。毛主席审阅了我的书面反省后，认为这份检讨适宜在全体会议上进行深入的讨论。遵循毛主席的指导，我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进行了公开的口头反省，其内容与先前的书面检讨保持了一致。

我的检讨书，业已经过周总理亲自审阅并细致修订，现正式对外发布。在8月26日至30日的五日间，毛主席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逐一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个别谈话。在小组常规会议间歇期间，全体成员被要求分头研读相关文件，并着手对宪法文本进行修订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还精心安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游览庐山、观赏电影与戏剧等。

“你无需自责，也无须进行自我检讨。”叶群多次致电吴法宪，试图安抚他的情绪：“你所犯的错误不必过分担忧，林彪和黄永胜都站在你这一边。只要问题不涉及他们二人，所有难题都能轻易化解。正如俗语所说：‘大锅里的饭足够丰富，小锅里的麻烦自然也就容易解决’。”

8月31日，毛泽东同志针对林彪同志及有关人员的近期举动，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在向与会同志传达这份极具重要性的文件之前，毛泽东同志特地先行将其呈送林彪同志审阅。

毛主席言：

这份资料，即《我的一点意见》所附带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实则出自陈伯达同志之笔，误导了众多同仁。首先，其中并未引用马克思的原文。其次，仅摘录了恩格斯的一句言论，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并非马克思著作中的代表作。再者，列宁的语录共有五条，其中第五条着重指出领袖必须具备经过考验、接受过专业训练、长期教育，以及能够相互默契配合的特质，并具体列出了四个条件。

至于他人，暂且不论。仅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而言，具备相应资质者寥寥无几。以我与陈伯达这位杰出的理论家为例，我们共事已超过三十年，在众多关键议题上，未曾展现出默契的配合，更遑论深入的协作。……然而，此次他却展现出不同寻常的默契，运用出人意料的策略，煽风点火，意图将世界引向混乱，仿佛企图撼动庐山，令地球停止转动。我之所以如此措辞，不过是想勾勒出我们这位天才理论家胸襟的广阔（其内心所向，我无从得知，或许应是出于良知，而非野心）。至于……

“杞人忧天，天象如常”，我们自当不效仿那心忧重重的杞国子民。至于我个人的观点，或许对他人未必有太大的助益。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个体的天赋异能，而在于他们参与的社会实践。

在与林彪同志的深入探讨中，我们针对历史学家与哲学史家长久以来争论的焦点达成了一致见解：即英雄人物是否真正塑造了历史，抑或是奴隶阶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角色；人的知识与才能究竟是先天所赋，还是后天通过不懈努力培育而成。这一议题实质上关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之间的分歧。我们坚定地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立场，对陈伯达的谬误与诡辩持坚决反对态度。

我们双方均认同，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领域，我们务必持之以恒地深化研究，坚信其中蕴藏的深奥真理仍待我们去探索。我们热切期望各位同志能够与我们携手同行，保持这种精神，团结一心，共同向着更加辉煌的胜利迈进。同时，我们必须警惕那些自诩为马克思的知己，实则对马克思的理解尚显肤浅的个体，切勿被他们的误导所迷惑。

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中，毛主席对陈伯达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判，犀利地揭露了他所从事的政治欺诈与秘密阴谋的恶劣行径。实际上，这也对林彪势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9月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小组召集人齐聚一堂。在此次会议中，毛主席明确强调，凡是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出现失误的同志，均应进行自我批评与深刻反省。他特别提及陈伯达的名字，并责令他进行自我检查。

毛主席下达命令，令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班人马召开会议，旨在听取他们的自我剖析。至9月2日，林彪便依令召集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我亦有幸被邀请与会。毛主席命我加入此次会议，其目的显然是双管齐下：一方面，他希冀借此会议获取更为详尽的信息，因为这些人所汇报的内容，未必能将所有情况如实呈报于毛主席；另一方面，鉴于我在华北组已发表过看法，我亦需接受批评，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会议伊始，林彪发表言辞：“今日，我们齐聚一堂。为何此刻纷纷发表见解，为何众口一词引用相同引言？大家应坦诚相待，真实表达。”林彪话音落下，现场瞬间陷入寂静，部分人翻阅着手中的文件，另有少数人轻声啜饮一口水。

经过短暂的寂静，林彪疑惑地询问：“为何无人发表意见？”我紧接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陈伯达的举止提出了批评。我强调，正是陈伯达的激烈言辞导致华北组的讨论陷入混乱。林彪听罢，面色略显尴尬。我的言辞激起在场人员的热烈讨论，会议随之迅速进入尾声。

会议结束后，我向毛主席作了工作汇报。在详尽地描述了林彪召集会议的情形后，毛主席听闻此事，不禁笑逐颜开，并好奇地询问我是否还会参与此类会议。我答道：林彪已有明确指示，若今后再举行此类会议，他自会告知我。若未接到通知，我便不会再出席。

9月3日，林彪再次主持召开了会议，我的名字却并未见于与会者的名单。即便到了九届二中全会顺利闭幕，我依然未被邀请出席。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毛主席直言不讳地说：“你已经出局。这充分表明，你并不属于那个圈子。”

自9月2日起，各小组陆续对陈伯达进行了集中的批判。我遵循毛主席的教诲，经过一番自我反思，遂向组织提出了请假申请，此后便未再出席相关会议。至9月4日，毛主席特别与林彪进行了私密交谈。翌日，即9月5日上午，毛主席再次与陈伯达进行了会面。当天下午，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及康生就会议的收尾事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9月6日，大会以全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并一致赞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提案，建议适时召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大会审议并批准了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全国计划会议以及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并亦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相关文件。

9月6日午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圆满落幕。在会议的总结阶段，毛主席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的学习任务，以及党内外团结的必要性等议题，发表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讲话。在论述高级干部应深入研读马克思、列宁的重要著作时，毛主席严肃地强调：

别人提到的版本，不管是第几版，都应明确指出，而自己却未曾亲自阅读过。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强调团结。

团结之力不容忽视，一旦团结破裂，党派内部将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民众也会产生不满情绪。何谓真正的团结？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以坚定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团结，而非无原则的妥协。提倡团结的口号具有积极意义，能够汇聚更多力量。即便部分同志过去存在分歧，甚至现在仍有争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这些人并非不可接纳。因为世界上总有不同观点的个体，你能如何？盲目追求完美真的能带来和平与满足吗？我认为未必。过分追求完美可能反而引发分裂。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只有汇聚多数人的力量，才能成就伟业。

在闭幕式的庄重时分，周总理与康生同志分别发表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演讲。在会议进程中，中央权威性地对外发布了针对陈伯达同志展开审查的正式决定。9月7日，林彪同志及其伴侣叶群同志告别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领导同仁特地赴九江机场，亲自为他们送上一程。

在叶群的引领下，众人再度欢聚一堂，共同定格了那份宝贵的集体记忆。此举无疑昭示了他们矢志不渝，要将团队的凝聚力提升至新的高度。林彪离任之后，黄永胜等众多要员亦相继离开了庐山。

9月8日，全国各地及各大军区的领导层已相继完成职务交接。翌日，即9月9日的拂晓时分，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领导人亦纷纷启程，踏上新的征程。

随着本次全会逐渐步入尾声，我承担起了守护毛主席安全、确保会议圆满闭幕的重要使命。会议成功落幕之际，全体工作人员纷纷向毛主席表达接见的强烈愿望，期望能与毛主席共同定格这难忘的瞬间，留下珍贵的合影。

9月9日午后两点，毛主席亲自会见了为大会提供服务的会务工作者。鉴于当天气候降雨，原计划的接见场所临时改为庐山礼堂。随着雨势的逐步减退，接见地点随即转移至户外，依旧以热情洋溢的夹道欢送方式继续进行。

摄影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与毛主席并肩走下了庐山的巍峨之巅。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伴随着林彪集团的覆灭，正式宣告结束。尽管如此，林彪一党并未因此次挫败而甘愿屈服。在那次二中全会上，当有关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消息在会场中传开，气氛立刻变得庄重而凝重。